参加免费月嫂培训 变身月嫂“正规军”

(21)[英]约翰·洛克：《政府论》(下篇)，叶启芳、瞿菊农译，商务印书馆1964年版，第5页。

应当看到，无论在中国古代文献中，还是在西方文献中，理和道这两个词总是如影随形，纠缠不清的。比如，把同类杀人案件中的杀人偿命的原因性的规定根据概括为法律规范规定（比如《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32条规定故意杀人的，处死刑、无期徒刑或者十年以上有期徒刑……）之原因性的规定根据（死刑的刑法之理）。

湛兮似或存，吾不知谁之子，象帝之先。但如上所见，法理显然不是物理，正如规范不等于（自然）规律，内嵌法理的客观条件及其结构也不等同于内嵌自然之理的客观条件及其结构，它们之间不能进行直接的相互还原和相互解释。这表明，法理在根本上也是与事实相关的。同样的情形也表现在中国古代思想家们的作品之中：例如，春秋末期道学创始人老子（老聃，名李耳，生卒不详）在《道德经》中称：有物混成，先天地生。这其中的词源变迁历史漫长（包括希腊化时期的罗马拉丁语翻译，《新约》以及中世纪基督教神学的诠释[比如，《新约·约翰福音》第1章第1节：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把基督与道/ logos等同，说耶稣道成肉身]等等），需要专门的词源学考古。

为了简化论述层面的复杂性，此处重点考察法理与事理之间的关系。这种必然呈现方式（自然之道，或者：自然事物的必然呈现方式）以及该方式形成的诸条件结构所内嵌的根据（自然之理，或者：自然事物的原因性的规定根据）均不依赖于我们对它们的认识而自在地存在，即，独立于我们的心灵，因而是客观的（自然之理也可以定义为自然事物之客观的原因性的规定根据）。这不是预言，是确凿无疑的历史事实。

他们需要合适的表达方式，于是，神学的自然法又经历了政治观念的改造，它从一个保守的神学概念变成为革命的政治公式。（7）法律须有合理之稳定性。这里仅以战后新自然法学代表人物之一、哈佛大学法理学教授富勒的理论来说明。此时，他实际上表达了一种价值观，一个他自己赞同的信念。

失却了批判能力的法学家，即便不是暴政的帮凶（如纳粹时期的许多法学家），至少也将沦为僵死法律的殉葬品。这些原则中任何一项的欠缺，都必然导致不道德的法律，而按照富勒本人的说法，这种不道德的法律根本不宜称为法律。

此外，自然法论者把某些主观设定的东西说成是客观存在，是永恒而普遍的自然律，这种武断说法并不总是与社会进步一致的。这乃是希腊思想的一个特征，也是全部自然法学说赖以建立的起点。最后一类人可以是哲学家，也可以是任何富有责任感的知识分子。因为在此之前，自然法思潮大体还属于潜流，二战以后，它才发展成声势浩大的运动。

公元前3世纪初的斯多噶派信徒则相反，他们相信，凭借自然-理性，人生而平等。中古自然法在神学的面貌下出现。就是这样一个自相矛盾的观念，它同时提出了是什么和应当是什么的问题，并且把二者巧妙地糅合在一个概念当中：价值被宣布为事实，事实实际上只是应该的。其次，就认识方法而言，实证主义与自然法先验的和演绎的方法正相反对。

这里，像以前一样，他们所理解的自然不仅仅是人类的社会的道德现象，而且是那些被认为可以分解为某种一般的和简单的规律的现象。（4）法律须明晰且易于掌握。

然而，我们还应注意到，所谓自然法只是某种单一原则的展现，它只是一个抽象的框架，一个表达主观价值的客观公式。关于这段历史，这里不可能谈得太多，只想提一下罗马法学家实践这种哲学的独特方式。

在托马斯·阿奎那的神学体系中，自然法据有一席之地。第一，可以这样来界定自然法。也有人可以持相反的见解，从而为现行体制的合理性找到一个客观的依据。否则，为什么要以自然的名义宣布一个期望中的理想？为什么要把人类的希冀与信仰寄托在一个虚假的事实之上？这种做法预示着自然法和实在法的对立，从这里产生出最早的二元法观念：一方面是自然的、永恒的和抽象而单一的法则，另一方面是人为的、暂时的和具体纷繁的规范。边沁的看法或许不错，但他并没有最终解决问题。19世纪下半叶，各种法学思潮迭起。

启蒙思想家毫不怀疑自己的梦想，他们用专断的口吻，把自己的理想宣布为真理。重要的是，希腊的哲学家的自然法，在罗马变成为法学家的自然法，这个转变不啻是一场革命。

他们擅长于以社会学方法研究法律。又比如，新自然法既然是20世纪社会生活的产物，它就不可能是古典自然法的简单复归 （即便是新托马斯主义法学，也不能不从时代的土壤中汲取养分）。

也许，我们不应简单地把它看成特定时代的偏见，一种幼稚可笑的怪想。他们长于分析，熟知法律的各种概念和和推理方式。

关于自然法思潮在19世纪的式微，还可以从更多的方面来说明。一方面，它是自然法则、客观规律，是无可怀疑的事实。有人可以认为，实在法正好是反自然的、不合理的，因而发出革命的呼号。（参见Lon Fuller, The Morality of Law, ch. 2.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82）这八项原则被看成法律固有的内在道德。

把自然法与实在法区分开来甚至对立起来，令前者优于后者，在实际支配着人类的法律之上设置一个庄严的道德目标，使前者追随后者。这种解决需要实证的方法和各种技术性处理，不需要含混、抽象的词句。

亚里士多德肯定奴隶制是合乎自然的，这是他那个时代流行的哲学偏见。今天看来，在具体的法律之上悬置一个抽象的实体，一个等同于规律的客观法，这种做法似乎有些幼稚可笑。

从这里，产生出那个伟大的观念：自然法。而法律研究中的历史和比较方法获得的成功，更加深了人们对反历史思维的不信任。

这种看法并非毫无道理。从神学束缚中挣脱出来的人开始用人的眼光观察自然和社会，从这里，生出一系列新的欲求、新的价值。两千年来，那种把价值冒充事实，以主观代替客观，因而混主观价值与客观规律于一的做法曾经非常流行，而且被视为当然，现在所有这些都受到怀疑。诚如梅因所言： 自然学说及其法律观点之所以能保持其能力，主要是由于它们能和各种政治及社会倾向联结在一起，在这些倾向中，有一些是由它们促成的，有一些的确是它们创造的，而绝大部分则是由它们提供了说明和形式。

问题的关键就在于，法律究竟只是无数命令、规则的汇集，还是同时包含着发自人类内心的追求。文中重点号为引者所加）这是一个自然法的定义。

当时，这个新自然法运动影响有限，但也表露出一些重要迹象，比如，新自然法运动从一开始就分成两支：神学的和非神学的（前者即新托马斯主义法学，而狭义上的新自然法只指后者）。根据他的说法，这类原则共有八项：（1）法律须具有普遍性。

按照这种说法，自然权利之说即或不是无稽之谈，也绝不可以在法律中立足。早在1740年，休谟就在他的《人性论》一书中区分了理性、事实和价值，因而从根本上动摇了自然法的理论根基。